创异的喜悦——中国70代艺术家的另一面 

 王春辰

1.1970年代的历史意味

中国的197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之际交错的十年，可谓时代大潮起伏颠荡，思想风向标逆转的十年。如果看我们今天的现状，这十年的历史因果全在其中埋下伏笔。从1972年中国大陆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席位到1978年否定“文革”、再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政策，都影响了后续几十年的中国变局。在这十年里，中国确立了与世界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也以国家的反思证实了中国发展道路的诸多失误，更主要的是重新确立中国近百年来的时代命题，即现代性在中国的实现是以与世界的关系为前提的，是以全面的开放为背景的，而单一的一面倒或闭关自守的政策并不能完全实现现代化。

这十年让中国彻底从封闭中走向反思，虽然后续的反思来得更猛烈，但没有这十年鲜明的交错对比，难以激发国人的变革热情和勇气。虽然后三十年的开放变革与思想转换走过“之”字路，但时代潮流与历史长河的奔涌还是让中国向前迈进。尽管有反反复复，但国门要开放、国家要改革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与时代共奋进、与现代共呼吸的文化意识已然成为普遍的共识。这应该是1970年代昭示给后三十年的一个坐标。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唤起一个时代的新意识，一个是它当下发生的时代作用，另一个就是它的后续影响力，而且从后续影响力中更能捕捉那个时期的动因，也是认识后续时代的一个重要维度和参照。

作为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1970年代之前与其后都是中国最为丰富多变的透镜。每个十年里都有故事发生，都有历史的巨大命题可以阐述。每个十年都有一个特殊的社会主题，而生逢其时的每一个十年断代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与那样的十年烙下重合的印记和印象。这也是我们今天观察1970年代生人的立论点，也就是说这个年代生人只能回望这十年的风云声影，但成长于后续的三十年里。1970年代不是他们的目标，而只是他们的文化语境，所以当要显现1970年代生人的故事时，1970年代就变成一个值得回顾的时代去考古，它回响着今天的隆隆脚步声，有着无限的联想和关联。　　　

2.1970年代生人的历史之重　　

说1970年代生人，其实是在说这个时代的人的故事，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时代烙印使然，他们才作为某一断代的群体被书写，才作为1970年代后续三十年的参照。因此，这里是以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来看待某一断代的现象，或曰他们是否症候了某一个时期的特征。事实上，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主要与80年代之后有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还保留了对70年代的残存记忆，构成其主要思考方式的是开放的态度，这种开放态度有时奔放多一些，有时拘谨少一些。如果问70年代后的中国的主要时代特征是什么，就是“开放”二字。没有开放，即没有70年代之后的一切，而70年代的承前启后的意味也就在这里，所有的开放的成果也都为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所享有：视野开阔、交流频繁、信息海量、知性提高、自由倍增。

如果对出生于1970年代的艺术家进行研究，可从一个时代的侧面来思考艺术之变、艺术格局之变，特别是以格局的多样变化来显示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而确定发展的线索与轨迹不是那种浮泛的宏大叙事或单一的潮流，相反，70后这一代人生逢80年代之开放，成长于90年代之变局，成熟于21世纪初十年之分化。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一代70后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多了沉稳和深度，也多了孤胆的先锋和个体的执着；他们介于60年代的激情反思与90年代的再开始，是以媒介的丰富推进为时代标准的，他们的敏锐于行动不乏上一代的激烈，但不再是整体群言，而更是个体吟唱，如踽踽的行旅者，四处漂移，寻找一切固化的早已烟消云散的余絮。

他们接续60年代忿然而起的先锋性，不乏深入中国社会深层的探求，也不乏思索艺术媒介中国化的可能性，他们不再追逐西方的规范，却将自身的肉体存在化作艺术的基础。这一代人对“后文革”有些许触动，但1980年代末的影响更深及灵魂，他们的表现又裹挟了中国社会大变局的消费主义印痕，使时代的兴奋点与伤痛交织缠绕。往外观照，是中国在变局中与世界的同步，却又分离；向内沉思，是个体身份的怀疑，也是挣脱历史谬误而希期艺术个性的张扬。他们力求把握着社会与艺术相抵牾相对视的关联，当他们各自表明一种自由而绝然个体的艺术时，是以差异为基准的。所谓差异，凸显于这一代70后的艺术中；它们源自集体意识形态式微后所出现的独立追求，他们不再信奉集体意志是左右艺术的权力，在松动的社会管制的缝隙中，不断寻求他们何以为艺术的动力、何以是艺术的形而上逻辑。　　　

3.1970年代生人之艺术可能性

因为他们的成熟，他们视社会变局为兴奋的创造源泉，他们因开放的相对宽容而能够呈露个性，他们不是在共同的理念下接受一种模式，相反，是在共同的时代感召下，来获知他们被时代赋予的艺术使命：这就是创异的喜悦。创异（Dissensus）乃是对一种差异性思维的肯定，这是对冲突矛盾现象的探寻，它不以规范来框定生命力存在的一致性，而是发掘“异”。“异”乃是当代最值得肯定与推崇的价值。“异”不仅是生命的源动力，也是思想变革、艺术更新、社会进步的奥秘所在；无“异”则没有艺术，拒绝化而为“同”，必是当代艺术存在的理由。所以，创异必是艺术生生不息的动力，也是消除历史隔阂与障碍的利器。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不是以“同”为标的，而是以“异”为锁钥，只有“异”的鲜明和生动，才构成当下艺术历史的活力和生机。

创异如同修行，非坚韧不可为，非认真断难成功，因此当创异显现后，自是艺术家之幸，也是艺术之福。只有我们鼓励并欢呼艺术的创异，我们才能丰富并推进我们的艺术。而70后这一代人因其上续50年代与60年代的反思与否定精神，才在创造的异见中再现了他们的时代特征，他们力求超越于我们的日常认知，撞击我们的视觉，再作用于我们的心智，这就是他们迄今孜孜以求的70后新艺术，也是摆脱标签化的艺术的一种新个性。当70后不再将偏狭的标签与艺术等同时，他们才开始了又一代的艺术格局。历史的成立不在于口号，而在于事实，当这些70后的艺术家鲜明突显艺术之异后，我们再次发现我们自身的价值，也即中国的当代性不在于任何想象的标签，而在于我们独立的异见价值。

4.1970年代生人的时间暂时性与区隔

总揽中国当代的艺术，对于分期的看法意见纷呈。这与电影界的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分法不同，那是以导演为主体、显示不同时间序列的导演风格的一种分法，而艺术界迄今多以类型和属性划分，如乡土写实主义、新生代、观念摄影、行为艺术等，后者是美术史的书写惯例，也较为符合新的艺术面貌的阐述。但缺点是它们自身不显现时间的概念，所以近十年来出现以时间描述中国当代艺术的命名，如70后、80后，甚至90后。这种命名强调了时间的属性，但忽视了时间背后的艺术性质的差别，所以遭到了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否认、怀疑、争议，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称谓没有得到艺术界的认可。

它的困惑在于“70后”是一个散漫的词汇，如果以它来统一一个时期的整体特征，必然遭遇到多样化的艺术形态的质疑；如果用它来命名一种特指的艺术，又必然有僭越这一时间概念之嫌。所以，70后遭到反对就不足为奇。在这种困境下，是否作为断代的197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的艺术就不该研究呢？或者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的艺术形不成一种历史的形态？结论显然是否定的。这里仅仅是作为历史序列中的一个时间段落来观看，它对于延展的时间来说，是一种暂时停留；对于未来的无限可能，仅仅是一个区隔，方便论说。它作为美术馆的研究方式，便于梳理美术史的一个时间线索，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框架内为艺术家找到自己的时间，即个人时间——个体所独立拥有的时间体验和价值诉求。在本文中，则强调了这一时间概念下的不统一和差异性，因此，所局部呈现的艺术仅仅是一种多形态艺术的象征。如行为艺术，以李暐来象征；观念摄影，以杨勇来象征；用绘画表达思想，以张小涛为象征；水墨的当代之变，以魏吉青来象征；媒介的再度转化，以李洪波来象征；表现的可视性，以赵峥嵘来象征；雕塑是否再度叙事，以黄彦来象征；社会是否可以被艺术，以李郁、刘波来象征；动画独立为艺术，以卜桦来象征；绘画语言的新感觉，以张聃为象征；绘画表达技术命题，以林欣来象征；抽象的中国在场，以陈丹阳为象征。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是这个充满创异喜悦的年代的个别侧影。

一次展览无法全面地呈现创异的面貌，大量充满异样、异想的作品付之阙如，只能由连续的展览来补充，来勾勒出较为整体的70生人的艺术形态。特别是那些超前卫的艺术、超边缘的艺术，由于时间的距离和现实的条件，还无法被呈现到国内美术馆的体制中。这也是我们面对中国当代艺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5.后续历史的未知数与再实践

今天面对历史，已经是在涌动着一种信念要走向理想的未来。艺术作为当代思想真实性的一种表征，已经成为特殊的独立世界，对它的任何观看和识读都发生了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转变。这就是当代文化的哲学化和批评的历史化。在这里，哲学化意味着对中国的问题要有超越性的思想行动，要有克服文化惯性的一种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意识的诞生与新造，绝不是我们被塑造为习惯的东西，而应该是我们陌生的东西。如果在我们的文化意识里，只肯定熟悉的东西，而忽视或拒绝陌生的、异质的东西，则无法让我们的视野开放，更关键是不能让我们的心智开放。

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更多是社会问题，即现实中的我们尚有许多非学术的困扰。以艺术为例，它已经发展到了当代艺术的形态与实质，但我们依然钟情于古典的美术形态上，成为社会各个层面最广泛的认知共识，常常以画面的技术性论高低，它大大地阻碍了心智对于何为艺术的理解和接受，特别是更多的美术馆机构里还没有实现普遍的认同。在全球文明开放的当代，这在实践上依然延缓着中国的文明进程，即艺术的文明源自对艺术的开放理解和认同。因为这样的艺术观等于对表达的权利的认同，等于对于不同表达的尊敬，而不是对表达的对象的赞许或没有批评。

所以，当武汉美术馆创举开展“江汉繁星计划·70后艺术家研究展”的时候，新的开放姿态与视野就开始了，其后继的影响将会渐渐发酵。若干年后，这就是历史的财富，因此所作所为皆为一种历史责任，也是一种文化的态度，对于一个时代，美术馆不能缺席。作为公共的文化空间，它有责任和必要去记录、研究、收藏、展示一个时期的多样艺术，以微观的单元来丰富、改善中国的当代艺术生态。艺术的发生是跟艺术的关注与研究同步走的，它意味着对艺术的肯定和艺术与社会公共空间的结合。当历史未可知时，美术馆在做记录与承载；当艺术未可知时，美术馆研究之、展示之，使之为历史样态中的事实。在今天，文化机构的责任和功能被赋予新的意义，这就是予未知的历史以可知性；予发生的艺术以期待和观察。

艺术——展览与批评——研究，是我们的文化态度。

艺术家——美术馆与社会——未来，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这便是我们观察70后在当下显现的美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