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与词”到现代艺术批评的困境

章后仪

去年秋，比利时策展人米歇尔·鲍德森策划了以“图与词”为中文标题的巡展，策展思维直指西方现代艺术中视觉形象与文本关系这一创作逻辑，并以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为起点展出包含马格利特、超现实主义到哥布阿团体，从布鲁塔埃尔到观念艺术与混合媒材创作的40余件／组作品。

就马格利特本人而言，对文本与图像的关系的思考其实只是其活跃思维中的一个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与在哲学与绘画领域等引起的讨论直至今日。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在他逝世一年后（1968年），法国思想家福柯就马格利特的系列作品《图像的背叛》著书立说，书名为《这不是一只烟斗》。著作标题取自马格利特画面中的文本，颇有些呼应意味。此书于1973年在法国出版，2012年在中国首次以简体中文单行本出版。福柯在此书中追溯了西方文学领域的一项传统文学体例——图形诗，并认为马格利特的烟斗系列，即是由被分解开的图形诗的碎片组成，原因在于“它重拾了图形诗的三项功能，但目的却是颠覆它们，并由此打乱语言和图像之间的传统关系”。图形诗作为呈现文本与图像关系的传统文学体例，突出的是通过图形再现文本意义，并成为图像的支撑，为图像命名，说明图像，分解图像。从这意义上来说，图形诗的本质是同语反复，而在马格利特的作品中，却通过文本的否定对图形进行了二次否定，使画面产生矛盾的语义。

在进行了这一系列的分析之后，福柯又流露出自己对于以上分析的担忧，他担心错过了马格利特作品中最本质的东西。于是对否定的方式与否定的对象进行了看起来十分反复的比较推敲，最终达成了三种可能性。三种可能性中有两种的区别在于“这”的所指不同，“这”分别指画面上方所描绘的再现的图形以及“这”句话。由“图形诗”引发的讨论关注的是马格利特作品中的文本与语义的双重矛盾，而在福柯的著述里，除开这个讨论重点外，形体的再现与语言说明的分离、相似与再现的辩证关系等等均称为从“是不是烟斗”延伸的话语实践触角。

我无意将本文演变为一篇书评，但哲学家对视觉艺术的关注与分析这个有趣的现象足以成为我将讨论的重点。

如果说西方现代艺术创作上的最大特点是对传统再现式绘画（雕塑）进行颠覆的话，那么在批评或理论上的特点便是方法论呈现多学科、多领域交互讨论的状况。这些批评与理论方法中除开传统的风格分析外，涌现了包含形式分析法、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精神分析法等现代批评方法论，其所涉及的交叉学科已经包含了哲学、图像学、语言学、社会学、病理学等等，代表人物纷呈。其中，在近现代的法国，哲学家们利用独特的鉴赏力与良好的艺术造诣对艺术作品进行批评蔚然成风。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巴什拉之于俄裔法国画家夏加尔、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批评家、政治活动家萨特之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丁托列托，哲学家、现象学家梅洛庞蒂之于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哲学家、人种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之于法国巴洛克时代画家普桑，欲望哲学家、评论家德勒兹之于英国画家培根，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之于意大利画家拉斐尔、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等等，他们的批评与理论成为多角度分析艺术家的重要分支，与此同时，在这些画家的艺术作品中，批评家为他们本身的研究寻找到了相应的实践支撑与话语基础。

美籍法国艺术批评家伊夫-阿兰·博瓦（Yve-Alain Bois）在2005年为《1900年以来的艺术》所写的导论《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中就为形式主义做了极为有力的辩护。博瓦在这篇导论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理论演变，并重新审视了哲学、语言学与符号学中被屏蔽已久的视觉艺术的资源。一改以往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是催生哲学、语言学与符号学中的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通过他的阐释，明确了视觉艺术也是这些理论的基础，从而说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与视觉艺术的天然亲和、互为生产的关系。作为从社会学角度批评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t. J克拉克认为现代主义绘画是对现代生活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阐述，他阐释了库尔贝与马奈作品中的政治内涵，认为这些艺术家的绘画在塑造社会和政治的态度方面扮演着的积极的角色。

而作为曾著述《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乃至《性史》的思想家福柯，他对马格利特的阐释出于对“看”画中的“看”的过程，关注投向画作的目光及其余绘画话语实践的关系，并引发图像与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对画面的陈述最终体现了一种哲学立场和理论趋向。

相比于外国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及西方哲学史等领域，国内关于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的译介还很零碎，不成系统。近年来得益于不少译者的辛勤工作，使得这一现象稍有缓解，如浙江大学沈语冰先生对罗杰·弗莱、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以及列奥·施坦伯格著作的译介；中央美术学院王春辰先生对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篇目的译介等。但国内的艺术家与批评者总体上来说对国外艺术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认识，对国际重大艺术运动与思潮的了解，特别是西方艺术理论与批评中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其问题的把握都还处于一个囫囵吞枣、浮躁粗糙的阶段。这直接导致的后果便是艺术家直接引用哲学理论创作作品或批评家照搬西方哲学理论从事艺术写作，却不对这二者间的原本关系进行追究，最终张冠李戴，风马牛不相及也。

列奥·施坦伯格在《另类准则》中的序言《当代艺术及其公众的困境》中将着眼点或者想要表达的重点放在由“公众的困境”引发对当代艺术评价体系的新的挑战与质疑。公众的困境因经验而发。作为观者亦或是从事艺术写作的“公众”在缺乏欣赏当代艺术或现代艺术的评价经验时，难免产生“不懂”或生硬评价的焦虑与困境，这种焦虑与困境如今在国内艺术界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写作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为了化解它，不断地更新固有评价经验好似是一条可循的道路。只不过，对于作为追随者的“公众”而言，怕是困境会层出不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