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橱窗往事
                                                                                           麻建雄
一
    大武汉，因商而兴。
    商业一直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老橱窗，伴城而美。
    老橱窗一直是这座城市的亮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80年代初，在武汉的商店和商业街上，曾有一排排玻璃大窗。它占满商店的一楼门面，商店有多宽，这种大窗就有多长。
    它像公关形象一样，站立在中山大道十里长街的两旁；相拥在江汉路、六渡桥、车站路和解放路等繁华商业街；密聚在解放大道的武汉商场、钟家村的汉阳商场、红钢城的青山商场等商业区；也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商业网点，百货、副食、纺织、五金、服装、文化、工艺、土产、照相和医药店的店门旁。
    它曾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它曾是那个年代的时尚，它曾是百姓生活的写照，它曾是生产与消费者的纽带，它就是商店的老橱窗。
    它与近代商业一道来到这座城市，曾给人们带来文明启迪和美的享受，带来希望之光和梦的畅想。它与城市的建筑、街道一起构成都市风韵，使凝固的建筑灵动起来，使单调的街道繁华起来。它是这座城市经济、文化生活水准的象征，也是城市文化、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城市发展了，商业发达了，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消失在巨幅广告中，遗忘在耀眼的霓虹灯里。
    老橱窗是什么样的风貌，尚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也定格在这些老橱窗照片里。
二
    老橱窗是经济大潮起落的风向标
    橱窗能及时反映国家生产建设成就和市场繁荣景象。在物质产品和文化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逛商店、看橱窗成为都市人们生活和娱乐的重要形式，成为人们感受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
    1959年8月，国家商业部在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召开了“全国橱窗广告和商品陈列会议”。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系主任的吴劳教授，作了题为“橱窗艺术设计中几个问题”的专题报告，提出了橱窗要鲜明、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产水平，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时的橱窗尽情地为初生的共和国喝彩，为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歌，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导航。橱窗里，有稻花飘香，有钢水奔流，有卫星遨游。农民庆丰收的笑脸，工人争上游的壮志，知识分子攀高峰的激情，映衬着五彩缤纷的商品，让橱窗美不胜收。人们透过橱窗，可感受市场的繁荣程度；人们通过商品，可看到经济发展的水平。
——1950、1960年代，“人民公社好，红花处处开”、“大办农业，分秒必争”、“丰富多彩，日新月异”、“庆祝祖国十五年来的伟大成就”等橱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70年代，“优质高产，锦上添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武汉产品在前进”、“夺取新的胜利”、“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努力赶上先进水平”、“喜送爱国粮”、“祖国到处在前进”和“向科技进军”等橱窗，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老橱窗是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
    政治、商品、艺术的关系，一直是橱窗主题争议、纠结的焦点。三者不管谁主谁辅，国家每一阶段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活动，橱窗都会及时反映出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导向和社会思潮，橱窗也会很敏感地反映出来。
“文革”前，商品宣传的橱窗是主体，政治性橱窗只是不时应景的一种专题。
     1963年，武汉友好商场（武商集团前身，以下简称：友好），在一份《关于橱窗宣传工作几个问题的体会》交流材料中提出：把政治宣传体现在一些重大节日和某一个时期政治中心任务的橱窗宣传方面。一种是橱窗全用画面和文字来表现，完全不摆商品，或仅用商品作装饰。另一种是通过设计，透过商品去体现政治内容。如用乐器、唱片等表达歌颂祖国的主题，用毛巾、草帽等展现劳动生产的场景。
    1964年，武汉市一商业局（以下简称：市一商）《关于64年元旦、春节期间商品陈列和橱窗宣传工作的通知》（一商组字第1581号）要求：橱窗一定要以商品宣传为主，通过商品宣传，充分体现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文革”中，橱窗一变以“突出政治”为主，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主要阵地，无异于大批判的专栏。“高、大、全”，“红、光、亮”，“三突出”，成为“文革”时期典型的艺术模式，橱窗的设计也一度为“政治挂帅”、“红海洋”和“宣传画+标语口号式”所主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夸张漫画，“三忠于”葵花向太阳的剪纸图案，工农兵齐上阵大批判的粗犷版画，“八个样板戏”英雄人物经典造型的剧照海报迎合政治的需要，先后成为橱窗的主题画面。
    “文革”期间，全市“八大商场”的橱窗前成为“两派”聚集的中心，轮番上演“破四旧”、批斗走资派、大辩论、游行、武斗等活闹剧。橱窗的大玻璃上，经常被大字报封贴了一层又一层。
橱窗随着政治的风云跌宕而变化，“广告”这个词也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封杀了近十年，橱窗丧失了宣传商品的主要功能——广告功能。但幸运的是，橱窗作为一种广告形式，在其他广告载体沉寂的十年中，它和电影院的海报等一起，在政治的“包装”下幸存下来，填补了“文革”十年无广告的空白。
——1950、1960年代，反映政治主题的橱窗有：“保卫古巴革命”、“伟大的同盟，永恒的友谊”（中苏友好）、“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美国佬滚出去”、“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前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主席著作放霞光，学了心中亮堂堂”、“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看《雷锋》，学雷锋”等。
——1970年代，有“乒乓盛开友谊花”、“千歌万曲庆十大”、“我送妹妹下农村”、“批林批孔当闯将”、“军民鱼水情”、“誓将遗愿化宏图”、“学铁人精神，走大庆道路”、“大寨红花遍地开”、“新的长征”等橱窗。
    “文革”后，橱窗逐步恢复其广告功能。橱窗宣传什么商品，怎么宣传商品，仍然受“左”的思想干扰。政治、商品、艺术的争议，实质上是“姓社”、“姓资”争论的折射，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
    1980年8月，我随市一商局一行8人到北京、天津考察橱窗。当时，影响全国的北京百货大楼“松下橱窗广告事件”刚刚平息。年初，北京百货大楼摆了个日本“松下电器产品”橱窗，陈列了十几种松下生产的家用电器，立即引起了轰动。封闭多年的市民看后，久久不愿离去，围观的市民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在惊奇的同时，引发了一场大争论。橱窗大玻璃上先后贴出了小字报，有的认为，橱窗宣传了小日本好逸恶劳的生活方式，鼓励青年人高消费。有的上纲批判，认为这个橱窗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会败坏新时期良好的社会风气。《中国青年报》2月26日，对橱窗也提出了批评。当时，北京市有关部门急忙下令清理整顿，并明确指示：今后一般不在商店进行外国商品的橱窗展示。
     我们注意到，北京百货大楼、西单等商场的橱窗宣传陈列的全部是国内产品，有“西湖热水瓶”、“上海皮鞋”、“武汉童车”等专题。而在一城之隔的天津百货大楼，我们却看到一个与“松下”同类的“日立电器”橱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虽然事件刚过半年，说明人们的思想正在快步适应开放的形势。
    1983年初，汉阳百货商店（汉商集团前身，以下简称：汉门）搞了一场“摇奖销售”。我们利用橱窗、招贴和报纸广告立体宣传，吸引了武汉三镇的顾客蜂拥至汉门购物。
    当时有人指责：“有奖销售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一种赌博行为”，橱窗大玻璃上也出现了小字报。《人民日报》1983年6月1日第8版头条公开点名批评，国家商务部也派员到武汉调查。时任《长江日报》广告部经理姚荪同志，代表报社写信给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秦川同志，阐明了汉门摇奖广告的意图，汉门也公开、公正操作摇奖，总算得到舆论和社会的认同。
    老橱窗是都市生活的流行时尚眼
    都市最繁荣的地方是商场的集中区，而商场最能反映商业繁荣和商业文化的是橱窗宣传和店容店貌。每当一个新潮流、一种新商品出现，往往先从这里发布。
    合成洗衣粉一出现，我们马上看到“合成洗衣粉——肥皂工业的新贡献”的橱窗；化纤品、的确良一诞生，我们又看到“合成纤维衫”、“卡普隆丝袜”及“化纤集锦”的橱窗。
    在老橱窗中，我们可以寻觅到武汉地产品发展的轨迹，“支持、帮助、促进”当地产品的发展一直是橱窗的一个显著功能。
    老橱窗，就是一个“汉货精品”的万花筒，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曾经风光的海棠牌、东湖牌收音机，大桥牌缝纫机，金鱼牌搪瓷和华中玻璃厂的玻璃制品；
——曾经时尚的武汉天一花布、武汉染织厂灯芯绒、东方红床单、大桥手帕、艾新记呢绒服装、星光童装和茂记皮鞋；
——曾经流行的碧绿、大桥香皂，青龙药皂、白象牙刷、长江牙膏和特制汉汾酒；
——曾经叫响的武汉名牌：黄鹤自行车、荷花洗衣机、长江音响和莺歌电视机。
这些武汉人的钟爱，通过老橱窗长上了翅膀，飞向五湖四海，为武汉赢得声誉，为武汉人带来自豪。
当时，大多数商品要凭票供应、计划供应或排队购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称作“三转一响”，成为高档商品的代名词，购得一对热水瓶、搪瓷面盆和玻璃花瓶，是那时家庭的时尚，往往引来亲朋好友羡慕的目光。
    橱窗承担着引导消费和美化城市的功能，展示了一个城市，一个时代最前端的潮流和审美，人们赞美它是城市的眼睛。同时，橱窗又伴城而美，城市是它的舞台。
    城市的建筑、街道、商店和环境之美，衬托橱窗更靓更美；城市的季节、白昼、阴晴和雪雨之变，辉映橱窗多彩多姿。
    瞧，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白天的喧嚣过后，橱窗又显露出一种幽雅的韵致。它像一台台巨型的大电视，亮闪闪排列在大街上，闪烁着社会发展变化的图影，放映着城市流行时尚的风景，把它的光和彩洒满城市街道。人们在它面前徜徉，驻足围观甚至流连忘返，挂满笑意的脸庞被映照得色彩斑斓。它在身影交错的人流、商店闪耀的霓虹灯和马路飘忽的汽车灯衬映下，更显得流光溢彩，琳琅满目。
    老橱窗是商店卖场的无声宣传员
    橱窗是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纽带，是商业广告的一种重要形式，是视觉营销的最前沿，它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商品。通过艺术手法展示商品全貌，形象地介绍商品特点、性能、质量、用途、使用方法和养护知识。通过老橱窗，消费者可最直接最生动地感受商品，激发生活意趣，把握消费走向，启发购买欲望，观之有趣，爱而思买。
    如“缝缝补补手艺巧，勤俭安排生活好”的橱窗，既艺术地展示了各色花布产品，又巧妙地引导了消费理念。
    “加油！加油！”的自行车橱窗，“和时间赛跑”的时钟橱窗，“学毛选”的文具用品橱窗，使人们很快认识商品的功能。
    “金鱼牌搪瓷”全市系列宣传橱窗，使消费者明了武汉搪瓷“式样美观大方，瓷面细腻光滑，花色新颖鲜艳，耐酸耐碱耐热”，已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武汉华中玻璃厂的口杯橱窗，也直接介绍产品特点：“百度开水，保证不炸。”
    橱窗与其他广告形式不同，是直接让真实、具体的商品说话，它宣传商品现场性特强，远远胜过图片或影视媒体的间接宣传。橱窗中展示的商品，一般正在售卖，作为一种现场广告形式，充当了一个无声宣传员、售货员的角色。
老橱窗是艺术空间的多彩百花园
    橱窗是商品表演的舞台，又是多种艺术形式展演的百花园。
   橱窗是一门综合艺术，在它的三维展示空间中，可包容多种艺术形式。绘画、书法、文学、影视、装潢、环艺、建筑、舞台等艺术形式或表现手法，都可借鉴或运用于橱窗设计中。
    橱窗的插画可采用绘画艺术中的油画、水粉画、中国画、水彩画、版画，也可采用工艺图案、速写、剪纸，但比较多的是用水粉画画插图和橱窗背景。
    书法中的正、草、隶、篆和魏碑体，美术字中的黑体、宋体和各种广告变形体，都可各显其妙。
    装潢艺术中的新设计、新工艺、新材料，本身就需要橱窗艺术不断研究、跟进、运用、发展。仅装饰纸这种材料运用的变化就很快，1950、1960年代，主要有金纸、银纸、植绒纸、皱纹纸和蜡光纸等。1970年代就开始出现泡沫板、木纹纸、石纹纸、瓦楞纸、吹塑纸和电光铝纸这些材料。像马粪板纸、麻袋、尿素袋这些质感肌理粗糙的材料，也可当装饰纸，运用于橱窗装潢。
    影视、舞台艺术中，场景、道具、背景和灯光的设计等，都是橱窗借鉴的对象。有一种电动橱窗形式，就是借鉴影视、舞台艺术，在橱窗中设计某一段情节，用动画的方法展示，并配合灯光的变化，十分吸引眼球。
    建筑艺术中的立面、门窗、柱式及空间感；环境艺术中室内设计的民族、古典、田园、欧陆等风格定位；文学艺术中的主题思想提炼、中心旨趣的表达等，都是橱窗需要借鉴和经常运用的。
    “文革”后，西风东渐，国外艺术思潮中的构成主义、立体主义，包豪斯、洛可可、现代简约、新古典和后现代风格等，也开始影响橱窗的设计。
    橱窗把这么多的艺术形式融会在它的构思、构图、背景、道具、色彩、空间、灯光、插图、题字和陈列中，并进行再创造。如把各种字体做成变形的、立体的、发光的和活动的，把道具做成具象的、抽象的、意象的、中式的、西式的和简约的，把背景处理成写实的、写意的、图案的和灯光构成、商品组合的等。这些再创造的设计，使橱窗这一门综合艺术不断丰富内涵、扩大外延。
    其实，橱窗的商品陈列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它把商品按“单一、综合、连带”等方式组合；它把设计分为“环境型、装饰型、综合型”等形式定位；它运用“摆、吊、挂、扎、堆、码”等多种陈列手法，把商品展示得美轮美奂。
因此，一个好橱窗，在商品性、实用性的前提下，还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观赏性。人们在认识商品的同时，还能欣赏到多种艺术形式以及它们的变化和融合。这是橱窗的独特艺术魅力。

    橱窗还是街头的知识大课堂。它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人们观看，从小学生到教授，从幼儿到老人。它不像有的艺术形式太高深，不像正规的学校有门槛，也不像有的场所收门票。它天天向你敞开，人人可看，童叟无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产和消费信息；商品知识、生活须知、科普常识、时尚流行动态应有尽有，百花齐放。
    特别是逢年过节，焕然一新的橱窗，映着张灯结彩的街区，吸引武汉人举家出动。大商店橱窗前的小广场一般是城市最热闹的“窝子”。运气好还会碰上舞龙灯、扭秧歌、划龙船和踩高跷。礼拜天，武汉的大中专生们也喜欢成群结队，穿着解放鞋，挎着军书包，或乘公汽，或坐轮渡，跑到中山大道、江汉路、六渡桥及解放路、钟家村逛逛街景，看看橱窗，赶赶热闹。哪个屋里黄陂、孝感或外省来了亲戚，带亲戚逛商店也是武汉家庭的传统节目。武汉人“好客”，往往是连吃带逛，把亲戚“招呼”得“蛮好”。请“您家”吃盘老通城的豆皮，或蔡林记的热干面、四季美的汤包，再逛逛商店，看看橱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通过橱窗，看到美好，感到春意，学到知识，陶冶情操。它是为大众服务的实用美术，它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橱窗是商业美术的一朵奇葩。萌生于19世纪末的商业美术，逐步形成了广告设计、标志设计、包装设计、企业形象设计、橱窗及店内外设计等内容。但商业美术始终不像中国美术、中国工艺美术那样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体系，而是与它们在碰撞交融中成长、发展。现代商业的进步，呼唤中国商业美术应该在理论、教育和应用上得到更高的重视，应该在中国美术史中与中国美术、中国工艺美术享有同等的地位。
三
    新中国成立后，橱窗宣传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商业部把商店的橱窗陈列与内部布置，作为政治与经济、商业组织与技术的重要工作来抓，并专门下设了商业组织与技术局（简称组技局），各省、市商业部门也设有相应的机构。
     1955年3月，商业部组技局在参考苏联有关橱窗广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北京、上海几个大中城市不同类型商店的实际，编写了《商店橱窗陈列与内部布置》一书，由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橱窗陈列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对全国商业橱窗陈列工作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1956年，商业部针对全国掀起宣传党的“八大”精神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热潮，针对当时不少人认为商业广告属资本主义范畴，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错误认识，以及商业广告被大减大砍，引起刘少奇副主席批评的事件。在国家主管部门中首次发出通知，明确了包括橱窗在内的商业广告的任务，即为消费者服务、为生产部门服务、为商品流通服务、反映国家工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配合国家政策、政治运动进行政治宣传，美化商品和市容，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对当时商业广告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商业橱窗并在当时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好形势的影响下，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上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当年，商业部还派员出席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广告工作会”，带回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具有世界水准的橱窗广告和其它广告的最新信息。不少外国橱窗照片在武汉各商场专业人员中争相传看。
     同时，商业部还针对橱窗陈列工作，提出了“四性一格”的原则，即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季节性和民族风格（后又有把政治性称为思想性，季节性改为商品性），成为“文革”前后全国商业橱窗陈列工作的指导原则。
    武汉市的橱窗主要集中在市一商系统的大中型百货店，其次分布在市二商业局（以下简称：市二商）系统的副食品商店以及纺织、服装、五金、交电、文化、工艺、医药、土产和照相等商店。
    商业各级领导历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重视商业美工队伍的建设，不断采取竞赛评比、经验交流、外出参观、技术比武、业务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武汉的橱窗水平，发挥橱窗的作用。1970年代末，全市商业系统专职美工，一商达100余人，二商达40余人。
    “文革”前后，应该说是武汉橱窗发展的两个高峰期。这期间美工人员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精神的高水平的橱窗作品，同全国比也算一流。
     武汉人敢为人先，是大江、大湖、大火炉，造就了他们脾气急，“不服周”的性格。见惯了宽阔的长江，武汉人看到哪里的江都觉得小。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放在哪个城市也算条江，可在武汉人眼里只称之为“小河”。1950年代，长江一桥巨大的钢构体横亘在江面上，飞架南北的气势，又开阔了武汉人的视野。站在桥上那望不到边的大视角，阳光照射下桥头堡映在马路上那巨大的投影，这些“大”在当时的其他城市很难见到，这些“大”深深地潜入武汉人的骨子里。武汉人的眼界无形高了，武汉人的视野无形大了。他们豁达诙谐，开放包容，喜欢弄潮拨浪，敢争最先最大，总能搞出点“尖板眼”。而商业，从来就是这座城市勇立潮头的“弄潮儿”。
    1963年，中国的经济从“反右”风暴和“大跃进”浪潮中艰难地走出来，又呈现出蓬勃生机。在大好形势下，武汉商业摆了“橱窗大擂台”，举办了“全国十九城市商品陈列、橱窗宣传会议”。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重庆、杭州、沈阳、郑州、太原、济南、哈尔滨和旅大等城市的代表，分别在友好等商店摆了参会橱窗。东西南北商业美术精英蜂聚武汉，红橙黄绿橱窗争奇斗艳论道江城。这是中国一次高水平的橱窗盛会，让武汉市民大饱眼福，有力地促进了武汉市的橱窗宣传工作。
    1964年4月，市一商也举行了系统内橱窗竞赛。参赛的有友好、车站路百货商店（以下简称：车门）、六渡桥百货商店（以下简称：六门）、硚口百货商店（以下简称：硚门）、汉门等百货商店，市纺织、文化、服装、药材、医药、五金和交电等公司共17个单位。群英聚会，一下在友好、硚门等5个商店摆出了18个橱窗。
    摆在友好的，由车门参赛的主题是：“树雄心、立壮志、创名牌、争第一”橱窗。主要陈列武汉搪瓷产品，背景采用工人炉前操作的一幅图案，气势磅礴。道具分组分层，顶天立地，横贯左右，充分利用了橱窗空间，使商品显得特别丰满。
    市纺织公司参赛的“武汉花布”橱窗，友好参赛的“人人忙春耕，处处为生产，我为生产带回了巨大力量”的橱窗。以及摆在其他商店的如汉门的“化妆品”的橱窗，市百货公司的“叔叔阿姨生产忙，我们送茶到田旁”的搪瓷产品橱窗，市文化用品公司的“红管家”橱窗，市五金公司的“热爱劳动，当红色接班人”的五金工具橱窗等，都获得好评。
    汉门的“化妆品”橱窗，陈列了武汉生产的牙刷、牙膏、香皂和化妆品等。这些商品体积小，不易陈列。时任汉门的美工人员罗吉文等同志，运用商品本身的商标和形象组成图案，起到了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效果，商品显得很丰满，为小商品的陈列找到了一条途径。
    1973年10月，正值“文革”中后期。市一商首次组织了（“文革”以来）美工人员赴外地参观学习活动。当时是由市一商分管组技的徐斌同志提议并促成，市局和市百货公司分管组技的王楚材、蔡尧夫同志带队，成员有武汉商场（以下简称：武商）的任德仁、李楚杰，中百的张可彬，六门的胡德彻，硚口、武昌区百货管理处的匡俊田、朱永锴、裘克俭等13人。我有幸作为学习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学习。
    学习团赴上海、南京、杭州参观学习了20天，参观了上海第一百货店等多个著名商店和商业街。那时大家都像一块块干涸的海绵，不讲什么条件，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地橱窗艺术的营养。大家采用“看、听、画、照、问、谈”的方法，白天参观、座谈，晚上拍橱窗照。不少同志每早六时就起床去现场速写临摹橱窗，在车船上还抓紧时间整理资料、设计样稿，现场速写复制橱窗道具图五百多幅。
    学习团回汉又集中了半个月，在武商摆了两个示范橱窗和几排货架顶陈列。
    这半个月，我住在老武商大楼西北角四楼单身职工宿舍里，天天与武商几位老师和同外出的同行一起工作。刚参加工作的我，一下认识了这么多行业精英，并同他们一道去完成市一级的示范性工作，有一种荣誉感，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老武商的美工组按当时的说法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好班子。组长王安良透着一股儒雅的书卷气，他操着江浙普通话，时不时说出“格调”、“明快”这些我感到新鲜的词；方明老先生新中国成立前是搞舞美设计的，画得一手好画；叶继雄是设计陈列高手；李楚杰当时最年轻，写得一手隽秀清丽的魏碑体；还有任德仁老师。这个美工组应该是当时一商局整体水平最高的团队。
     任德仁老师带我负责一个示范橱窗，他在美工圈子中很有威望，设计讲究品位。他总喜欢穿条熨得笔挺的藏蓝色料子裤子，手指间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习惯微弓着背，眯着眼，透过刚吐出的烟雾审视橱窗的效果。他总能穿透烟雾，发现一些新创意。他告诉我：“搞橱窗的人，要善于使一切东西为橱窗服务。就是捡到一张小糖纸，都要想想在你的橱窗中是否用得上。”我在搞橱窗的10年中，注意学习各种知识、收集各种资料，包括坚持在汉商的包装回收房收集商标图案，都是受这句话的启发。汉商包装房热心的邱华老师傅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包装上的各种图案揭下来留给我。正是当初这些老同志的帮助，使我热爱橱窗，懂得了工作和怎么工作。
    在摆示范橱窗期间，我们在武商革新安装了全市第一台泡沫锯字机。开始锯时掌握不好火候，字锯得歪歪斜斜。大家认为我还有点“手艺人”的潜质，鼓励我上。我逐步掌握自如，看着用泡沫板锯出的有立体感的字和图案，颇有几分成就感。
    示范橱窗摆好后，我回到商店很快也创作了一个主题是“童年”的橱窗。采用对比手法，用蓝冷调的背景和道具衬托冬季儿童的保暖商品，用现在幸福的童年对比旧社会苦难的童年。橱窗前吸引了不少观看的顾客，也得到同行们的赞许，使初出茅庐的我兴奋了几天。
     年底，市一商局又召开了全市大会，号召学上海、找差距、订规划、加强领导和队伍建设。这次外出参观学习对推动武汉商业橱窗宣传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关键是比较早地开始走出“文革”的封闭和阴影，让大家解放思想，开阔眼界，通过一批橱窗的创新，使武汉街头飘动着块块靓丽的色彩，给沉闷的城市带来一些新感觉、新思想、新观念。
    这以后，市里把组织美工人员赴外地参观学习作为一项制度，每年一两次。当时没有外采业务，商品全靠计划调拨，商店除少数政工人员外调，基本没外出机会，很奢侈了，比现在出国还珍贵，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组织政治上的信任”这些意味。
     “文革”后，市一商把橱窗竞赛评比活动不断推向高潮。我保留了一份市一商1980年4月2日制订的“美工竞赛方案”。要求：每年元旦春节、五一和十一为竞赛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终了后，由市局组织评选委员会，采取计分评先。对优胜者，授循环红旗，发优秀作品证书。
    1980年6月4日，市一商第37期简报公布了当年春节的竞赛评比情况。汉门的“新年好”、中百的“武汉皮鞋”橱窗并列总分第一。
    1980年7月22日，市一商成立了“市广告、橱窗、装潢研究小组”。组长是市局分管组技的代琴书同志，副组长是市百货公司零售管理科的张世荣科长和中百的张可彬同志。组员有任德仁（武商）、裘克俭（武昌）、陈忠灿（江岸）、郑露浓（六门）、匡俊田（硚口）、赵德生（青山）、麻建雄（汉门）、王楚材（市一商）等14位同志。小组对进一步研究和交流商业橱窗广告和商品陈列的理论技术方法和经验，进一步指导评比竞赛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市百货公司是全市商业系统橱窗最多，橱窗条件最好的行业，橱窗的整体水平也在各行业之上。除武商、中百、车门、六门、硚门、汉门、武门、青门老的八大百货店外，还有洪山、水果湖、北京路、利济、红旗、关山等中型百货店，华光工艺、妇女用品等专业店，及属一商系统的星火、六渡桥、硚口文化用品商店，市五金交电、汉阳五金交电、武胜五金交电商店，新风、江汉、东风、武昌绸布等商店的橱窗在武汉都有一定影响。武汉工艺大楼属轻工部门管辖，它的橱窗也是中山大道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1976年，市百货公司就开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美工班，请美院老师和行业专家系统讲授了绘画、工艺、色彩、图案和美术字等课程。
    当时还没恢复高考，青年美工人员中，除有一批“文革”前的美校中专生外，大家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只有靠勤奋，靠自学、互学、在实践中学，靠抓紧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补习、短训班来提高自己的技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画画、写字、设计、制作的综合能力很强，都很能实战，很能创新。恢复高考后，不少同志考进了北京、上海和湖北的美术院校。
    市公司这个班，比全国恢复高考早两年，虽不算太专业，但吸引了系统内150余人参加了学习。公司还把授课与开门办学结合，组织广大干部和学员现场观摩、交流经验。
    1976年，公司（第17期）“百货简报”报道：4月13日上午，公司组织对六门等七个大商场的店容店貌进行了现场观摩。下午交流了汉门、中百、江岸百货管理处美工组等三个单位的经验。时任市公司负责人杨勤太同志和市一商王炳炎副局长分别讲了话，肯定了汉门在橱窗宣传、店容店貌上有明确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给人以亲切美观大方新颖的感觉，反映了商店职工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为百货系统树立了榜样。号召各单位向汉门学习，并继续组织人员来汉门学习观摩。简报报道：10天左右，系统内各单位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先后有500多人次到汉门观摩。那一阵的观摩把我和时任汉门的美工人员马章元等同志忙得不亦乐乎。
    记得“五一”节刚过，我们估计兄弟商店观摩回去后一定会搞些新“板眼”，就去观摩。马老先生骑着他那辆刚买的永久17型自行车，我借了一辆公家采购员用的旧自行车。我们一前一后骑着，逐家学习兄弟商店橱窗和陈列的新变化。一路上，我骑的那辆旧自行车老是掉链条，上上下下的，搞得我满头大汗，满手油污。每当我下车装链条时，我就会调侃地喊一声：“前面的老师傅哎——慢一点！”马老先生总会慢慢地刹住车，避免急刹车对钢圈的损伤，然后扶住他那辆崭新的永久车等在前面。他的自行车向内倾斜，龙头微微左偏，一个极具动感的造型，又启发了我设计自行车橱窗的灵感。
     1980年12月8日，市百货公司下达武百（80）另字第155号文件，“关于印发《美工技术比赛》的通知”。比赛内容包括橱窗设计、广告牌制作和三种美术字书写。
    因比赛需要，我们丈量了武汉橱窗最集中的各大、中型百货店橱窗的规格尺寸。按长×宽×高的统计，分别是：车门5.7m×0.8m×2.4m，六门6m×1m×2.5m，汉门5m×1.1m×2.5m，武门6m×0.8m×2.7m，青门6.4m×1.6m×2.54m，关山百货5m×1.2m×3m，水果湖百货6m×1m×2.6m，利济百货6.4m×1m×2m，北京路百货5m×1m×2.25m，妇女商店7m×1.2m×2.3m……硚门、武商、中百没统计上来，硚口与汉门尺寸差不多，武商大约是7m×2m×2.8m，中百大约是5.5m×1m×2.5m，各店还有一些不同规格的异型橱窗。这些数字虽然枯燥，但现在想量也量不到了，但能感受一下老橱窗的分量。
    又因比赛需要，我参与制定了“橱窗评比记分表”，保留下了我起草的一份原稿，总分为100分，分四项内容：一、构图设计，30分，包括构思新颖、构图巧妙、布局合理、广告性强；二、道具制作，20分，包括造型美观、制作精细、用材考究、衬托商品；三、绘画装饰，20分，包括手法别致、色彩调和、图案精美、讲究格调；四、商品陈列，30分，包括展示全貌、注意技巧、疏密得当、方便挑选。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对一个好橱窗的全面要求和行业标准，也反映了当时大家严谨和认真的工作态度。
    市二商的橱窗主要集中在副食商店。比较好的是江岸区的卓娅、京汉、兰陵路，江汉区的华康，硚口区的永光、建新，汉阳区的五层楼，武昌区的司门口、曹祥泰等副食店。其次是土产商店，如三阳路、硚口等土产商店。照相馆的橱窗也很受群众喜爱，如品芳、铁鸟、启新、时记、武汉、天真、硚口、青松、霞光、显真楼等照相馆。照相馆的橱窗除设计水平外，摆在橱窗中的作品水平很关键，一般以人物艺术照为主。“文革”中批判“封、资、修”，全部换成工农兵肖像，店名也一度改为东方、解放、人民、工农兵照相馆等很革命化的名字。
    武汉市著名书法家周永基和著名国画家程生达当年领衔的江岸副食美工组，既是全市副食商业设计的排头兵，也是市二商整体水平最高的美工组。
    1977年11月，我带鄂西北地区来汉门培训的8位美工学员到他们美工组取经。美工组设在华清菜场楼上一间简陋的房里，房里的几条长凳上都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颜料迹和锯痕，根本没法坐，我们一行只好站着听周、程老师的介绍。当年周44岁，程36岁，正年富力强，同事们雅称“周程一家”。摆橱窗画广告牌，一般程画画，周题字，同事朋友结婚或应酬什么的送字画也是如此，可谓珠联璧合，传为一段佳话。
    近日碰上程老师，他谈起那段经历仍很怀念。程老师从1972年至1982年间在这里工作了11年。他说：“感谢商业美工的经历，锻炼了我的绘画技巧。”1973年，他帮助江岸区北京路百货店摆一个床单橱窗，在背景上画了一对“喜鹊占梅”，用宣传画的手法在新闻纸上表现国画，那年代国画视为“四旧”，橱窗外围满看稀奇的人。1974年他把兰陵路副食店的橱窗大胆处理成黑背景，把汉字和拼音处理成曲曲折折的变体，使当年被“红海洋”包围的人们也大开眼界。橱窗带来的艺术快感，滋润了“文革”中人们几近干涸的心灵。
    程老师十分深情地对我说：“在那个年代，橱窗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市民的审美渴望，繁荣了城市，武汉的历史上应浓浓记一笔老橱窗曾经的作用。”
     周永基老师从1960年代初到1993年退休，一直在江岸副食系统从事商业美术。1984年他组建成立“揽云阁”公司，在武汉开创了商业美术按市场化模式运作的先河。
     有趣的是，武汉的著名书法家孔可立，从1968年至1978年也在市二商系统的硚口土产公司美工组工作。不久前，他同我谈起当年摆刘有馀堂药店的橱窗，写春风理发店的招牌时仍然激情满怀。著名书法家刘焕章，从1968年到1972年也在六渡桥百货商店美工组工作，他告诉我，他当年写书法初露头角，就源于写“六渡桥百货商店”的大招牌。
    橱窗不但走出了这些著名书法家、画家，也走出了不少政府、企业领导和教授。市人大农村委员会主任，曾任市商务局局长的林肖滨同志、汉商集团董事长张宪华同志、硚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有为等同志，当年都有很长一段搞商业橱窗的经历。
    橱窗也影响了不少人热爱艺术。湖北美术院副院长，著名画家周石峰多次与我谈道：“橱窗是他绘画的启蒙老师之一。” 1970年代初，他在汉阳商场隔壁的建桥小学上学，放学后总喜欢看看橱窗，他现在还能描绘出当年汉阳商场橱窗内画的梅、兰、竹、菊，以及画框的装饰风格。
四
    19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商场第一轮改造开发和新的商业业态出现，老橱窗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拨弄中，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们不知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老橱窗占了商业的“黄金铺面”，占了商店的“地铺资源”。商店一楼门面的地价，从每平方月租百元到几百元上千元，不断飙升。老橱窗先让位于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各种专业店、专卖店，或让位于刚刚“平反”的广告牌。1990年代开始，中心商业地段的地铺，又让位于外资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及钟表、黄金、珠宝等店。近年国外的快时尚品牌如ZHRA、H&M、C&A等，又以咄咄逼人的眼光盯上了这块风水宝地。
老橱窗的逐步退出，表现为橱窗的数量大减、规格大缩、形式大改、内涵大变。老橱窗在大中型百货商店和中型副食、纺织、五金、文化、工艺、土产商店的临街门面基本撤销，只在店堂内保留了一些展台式橱窗。尚存在一些小商店门面的橱窗，最多也不过2至3米宽，已没有老橱窗那种气派。而且大多没有背板，透过玻璃可直接看到店堂内，成为透窗。还有一种“微型橱窗”，1平方米左右，利用高光亮点的聚焦展现非常精致的商品，凝聚消费者的视线，视觉冲击力很强，一般用于大牌商品的陈列。商店内外都可设，是国际上流行信息要“一口之量”观念的载体。
    内涵大变是最突出的一点。现在的商店橱窗，是以宣传展示商品为目的，展示内容要求真实、时令、艺术、文化与流行时尚，是一个体现品牌风格和内涵的艺术空间。不像老橱窗有那么多社会责任，为政治、经济、工农业生产、工农兵都要服务。又是阶级斗争的阵地，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又是精神文明的窗口。因此，老橱窗光靠商品陈列是完成不了这些使命的，它需要借助和整合多种艺术形式，需要紧跟政治和时代步伐创作。
    老橱窗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商业工作者创造的具有都市特色的城市文化和商业文化。它具有阶段性、地域性、综合性和大众性的文化特征。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责任，形成了老橱窗的独特、广博和厚重的文化品格。
老橱窗是商业与文化结合的最初尝试，商业美工是商人与艺人结合的最初阶段。那时商店里尊敬地把美工人员称为商业的“文化人”。老橱窗的变化，也带来了商业美工队伍的变化。很多美工人员转变到主持和参与商店的广告策划、建筑设计、商店装潢和发展规划上来，不少人还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1985年开业的中南商业大楼，1990年代先后开业的亚贸广场、武汉广场等大型商场，规划、布局、装修的设计都是由他们导演的。老橱窗为现代商业的文化建设打下了基础，商业美工为商业新一轮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们高兴地看到，老橱窗作为商店“脸面”的文化精神正在传承和弘扬。现代的商店，把曾经是老橱窗的地盘，结合建筑外立面整合规划，引入了风格各异的现代门面装饰语言；引入了五光十色的广告牌和店标；引入了丰富多彩的专业店、专卖店；也少量点缀几个透窗和“微型橱窗”。核心商圈上的大店，还引进了国际上的奢侈大牌和时尚潮牌，使这个城市的文化表情日渐生动，文化内涵日渐多彩。本土文化、外来文化、营销文化、环境文化、品牌文化、时尚文化，包括先锋、前沿、多元的新锐文化等，正在老橱窗这块园地上演绎着新时代的商业华美大剧。正是商业的开放和繁荣，使我们的城市缩短了与世界的距离，使我们从眼光狭窄到胸襟敞开。
    文化是商业的生命和灵魂，是商业的内核和形象。新时代的商业必须与先进的文化结合，没有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商业的现代化。当前的中国需要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更需要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把本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需要通过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来提高我们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综合国力。
五
    我每当翻阅这些橱窗的照片时，都会浮现出一段段橱窗往事，回想起这些熟悉可敬的领导、师长、同行和朋友，好像又看到他们在闷热的橱窗中挥汗劳作；在“红海洋”的狂热中艰难前行；在百废待兴的火热年代力争上游；在春天的故事中洋溢在他们脸上的笑容和涂抹在橱窗里的那一片金黄。
    正是这段经历和情感，我感到有责任把这批老橱窗照片整理出来，把我知道的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讲述出来，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一段历史。记住历史，是对过去的回望和总结，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对当下的反省，对未来的筹划。人的生命中能与某段有意义的历史相联系，是一种缘分，如能成为这段历史为数不多的记录者、反映者，则是莫大的幸福。
    要感谢新闻战线朋友们对本书的促成，他们以新闻工作者敏锐的眼光看到这些照片的价值。《长江日报》在建国60周年之际，以“老橱窗讲述武汉60年时尚脉动”为题，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收集和设计的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国庆专题橱窗照片，并鼓励我早日将照片整理出版。《武汉晚报》把我的六张橱窗设计手稿推荐给“2011年华中平面广告设计大赛”，获得“2011年华中平面广告奖——最佳评委推荐奖”。《长江日报》资深记者罗时汉先生看了部分老橱窗照片，很激动地对我说：“这些照片已经不属于你了，它属于这座城市。”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先生、副馆长刘宇先生在看到这批照片时也感叹它们的珍贵难得，决定依此素材，由武汉美术馆主办“武汉老橱窗”专题展，将这批上世纪下半叶的橱窗影像重新回归到大众视野。刘宇先生还为本集作序。
    1950、1960年代的老橱窗照片，是我参加工作后逐步收集的，当时主要为学习所用。1973年至1983年前的照片（包括我的作品），是我在工作期间收集和拍摄的，也是为了学习和交流。我坚持每摆个橱窗都要画一张彩色效果图，拍一幅橱窗照片，写一篇创作心得。它们是我青年时代在工作上的全部心血，我一直珍藏着。《武汉老橱窗》一书收集的老橱窗照片共300张整，是从500多张老橱窗照片中精选的。
    大多数照片都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是汉商这个宽容的环境保护了它。用当时的眼光看作品，“封、资、修”的东西太多，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和意识太浓。当时没有什么参考资料，我对这些照片是如获至宝。我把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示作为保留这些照片的合法依据，打着用“批判的眼光看”的旗子，使这批作品幸运地避开了“洗礼”。
    1970年代末，商店领导信任我，给了一些干部们做的工作让我做，做着做着就做到国家干部的序列中来了，先后还任了两个中层干部的职。我当时对这些工作兴趣不大，有点不识抬举，觉得那是打杂，生怕离开搞橱窗这个行当。直到1983年进入领导班子，担任商店副经理了，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美工岗位，把这些老照片公家的部分交到美工组。
    1990年代末的一天，部分老照片突然出现在商场一堆要丢弃的垃圾中，我正好有缘遇上，眼前一亮，赶紧拾起。美工张涛在照相馆干过摄影师，他估计我会喜爱这些照片，早已拾回一部分也送给我。
这一刻，我就产生了寻找、收集这些老照片的念头。
    我利用机会打听、走访了武汉所有大商店和区公司几乎全部健在的老同行、老同事，得出的结论是，时间太长，变动太大，商场多次改造，现已没有了橱窗，不少老同志已过世，很难找到橱窗老照片了。我托朋友专程看望任德仁老师，他已瘫痪在床，不能正常交流了。
    孔可立老师是著名书法家，也是大收藏家，他说他搬了33次家，可惜也没留下当年的橱窗照片和设计手稿。
    市商务局孙朝忠副局长，1980年代初在硚门当过总经理，他帮我找到时任硚门的美工人员祁又玲和柯富安，他们好不容易给我提供了一张1980年代初他们设计的“计划生育”橱窗的照片。
    原华光工艺品商店的工艺美术师王国栋几经周折找到已88岁高龄，原星火文化用品公司的副经理、工艺美术师付应秋老先生。
     付老先生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9期炮兵科，因为学了绘图测量，新中国成立后，领导把他从营业员调做专职美工，从1961年干到1986年。记得1970年代，我只要去星火买颜料或纸张，就会跑到他二楼那间狭窄的美工室“取点把经”，欣赏他画得很规整的图案和很逼真的商品。星火面临繁华的中山大道，10多个小橱窗，给我留下精细、精致、精巧的印象。
    在付老家，我们惊喜地看到13张老橱窗照片，这是付老在“文革”前后设计的，作为评职称时上报的资料，有幸保存下来。他双手捧在手中，声音颤抖地给我们讲解，眼里闪着泪花。我知道“文革”中他曾遭到不公正，保留这几张老照片的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艰辛。
     意外惊喜的是，翻阅影集时，一张合影老照片滑落在我眼前，题头是“参加十九城市兄弟百货商店商品陈列和橱窗宣传工作研究会的武汉市全体美工人员合影（1963.9.4武汉）”。这正是我需要求证的1963年“橱窗大擂台”的史料。本文中定为“1963年举办”，是我推断的，一直想进一步证实它的准确性，这张老照片的发现使疑惑迎刃而解。
艰难的寻找，我更感觉到这些老橱窗照片的珍贵，它放在我手上沉甸甸的。
    它是记录这座城市那段难忘的岁月，折射政治、社会、经济、商业、文化、艺术和广告发展、演变的一组珍稀的影像资料。
    它是这座城市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和广告文化的一份不该遗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这座城市“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商业工作者奉献给社会和消费者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人所收藏的老橱窗照片，将全部无偿赠送给武汉美术馆珍藏。

                                                                                                                      完稿于2013年8月（原载《武汉老橱窗》一书）
                                                                                                                                                 修改于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