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我法”

去年是蒋兆和先生诞辰百年，今年将迎来徐悲鸿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大日子。而不久前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先生走了，这或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我所遗憾的是再没有机会向那些亲历者请教，留下更多口述的历史，但同时也不得不说客观上给了我们这些后来者重新审视的空间。

作为美术馆人，试图“以展览的方式思考”，每做一个展览都能去触碰一个问题。譬如“徐蒋体系”这样的老话题，之于我们它已然成为了一个符号，也正因为如此，其原有的活力在阐释中逐渐被固化、被简单化。没有上下文的表述，常常会产生误解，这恐怕也是“徐蒋体系”引发争论的一个原因。作为后辈，我们希望回到他们的作品中，文献里，排除惯性思维、用自己的眼睛、客观而开放的态度，观察、过滤前辈们的工作。以举证的方式，让实物说话，逐步靠近那段历史、那些人和他们的艺术。

2012年，有幸与蒋兆和先生家人合作，于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尽写苍生——蒋兆和绘画艺术发现展”，“发现”了蒋先生1956年的一幅题为《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的手书长卷。此卷近万言，高27厘米 ,长达19米。在品读蒋先生的书法之外，其内容更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乃至美术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有态度的艺术家、有责任心的老师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述理念、传递技法。因此，今年与武汉美术馆樊枫馆长、刘宇馆长以及蒋兆和家人一拍即合，7月将在武汉美术馆举办的蒋兆和先生展览中，以“我法”为题，以这幅长卷为中心，展示蒋先生的作品与文献。给我们再次研究的机会，也借此给武汉的观众提供一条了解蒋兆和艺术、了解20世纪中国人物画艺术的有效路径。

“我法”的理念源于“黄山画派”巨子梅清的“我法”，他说：“古人在我”。石涛也道：“我自用我法，借古以开今”，离我们近些的齐白石更提出 “我有我法”。重读蒋兆和先生的这篇长文，感觉到他试图确立的中国画人物创作的方法，不是简单地自我张扬，而是有我之态度的“我法”；是研究古今、探索东西、为我所用的“我法”；是结合自我、反复实践后产生的“我法”；是可以用于教学、传薪后人的“我法”。

再观徐悲鸿、蒋兆和此方面的其他表述，“徐蒋体系”的 “我法”其实是非常明确而务实的。徐悲鸿说：“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増之，西方画之可釆入者融之。” 蒋兆和早年也提到：“拙作之釆取中国纸笔墨而施以西画之技巧者，乃求其二者之精，取长补短之意。” 这样的表述，既无妥协、也无矫枉过正，还在治学问题之内。恐怕倒是今天的我们，对于前辈少了许多宽容与理解。所谓的“传统”不过是曾经的良性基因，而所有的良性基因好像都是杂交的成果。如今，我们不得不说“徐蒋体系”也成为了传统的一部分，需继承与研究，甚至到了要加以“注疏”的时候了。

对于蒋兆和先生的艺术，我们惊异于他的早熟以及一次性的登峰造极。1948年徐悲鸿就对蒋兆和有过如此的评价：“蒋兆和之人物已在中国画上建立一种特殊风格，其笔意之老练与笔墨之融和，令人有恰到好处之感。” 或许正是“恰到好处”这四个字，预示着蒋兆和的水墨人物画所达至高峰，后人的确难以超越。而“徐蒋体系”又以一种教学法，被简单地“复制”，故而成为了学院教学的某些桎梏。这恐怕是“徐蒋体系”被诟病的原因之一。当然，这或许也是促使卢沉、周思聪进行水墨构成实验，田黎明、武艺在当代语境中重归古意，另开新路的原因。

总之，这篇《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是集中概括蒋兆和先生艺术理念的重量级文献，以此来辅助我们进入对20世纪中国美术问题的研究。重提“徐蒋体系”，再次研究蒋兆和艺术是希望在中国经济背景、社会背景日渐宽余，艺术生态日趋多样的今天，平静地回望前人，走出“民粹主义”、“全盘西化”、“中西融合”概念的藩篱，搜寻更多的本体价值还与历史，滋润当下，寄予未来。

据说释迦牟尼得道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止！止！我法妙难思”。对于“我法”，对于后来者，此处的“止”，或许最值得思考。

吴洪亮
2015年6月23日于安徽齐云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