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年前,我参与编辑中英文对照画册“近现代中国画六十家丛书”,每位一册,此丛书英文翻译水准不错,后来被选为外交部门赠送外国首脑的高档文化礼品。虽然十册一匣,六装精美,但由于图片及图片授权的某种局限,未能如愿囊括本应入选的一流名家,留下一些遗憾,其中就包括石鲁先生,托人联系过石鲁后人,未果。此次有机会参观石鲁作品大展和研讨会,能走近石鲁,瞻仰佳作,聆听诸位专家高论,机会难得,实属有幸,非常感谢东道主!石鲁是美术界西北方一颗巨星,无论是他闪光的作品还是他的艺术人生,都非常特别,石鲁是二十世纪中国绘画研究一个绕不开的个案,尽管美术界有争议,但丝毫无损他成为璀璨的艺术大家。
本次研讨会“石鲁的艺术精神和当代水墨画创作”切中了石鲁意义的要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谈石鲁研究他的艺术精神,主要是创造精神及其影响,十分有意义。
石鲁研究近些年成果颇丰,尤其是2007年广东美术馆“石鲁与那个时代”学术研讨会内容涵盖广,基本展示了他的各个方面,年谱《石鲁的时代与艺术》文献集也编得非常之好。研讨会文集的后记刘曦林先生有一句话说:“我仍然感到对石鲁的研究与石鲁自身的成就相比尚有许多差距,因此,这本文集的出版决不意味石鲁研究的终极,而只是一个新的开端。”今天这次研讨会就是又迈出的一大步。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发现潘天寿对石鲁及其画派的评说都没有人涉及。其实1961年潘天寿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我最近重新阅读并且走访师友,查阅了一些资料,觉得潘天寿的讲话虽然不长,但对石鲁艺术的评价很中肯,并觉得对此后石鲁艺术走向是有影响的。
二
1961年11月石鲁为代表的西安中国画习作展览,接受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的邀请,巡展到了杭州。《世纪传薪·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年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六十五年·大事记》《中国美术学院七十风华大事年表》均有此记载,但时间却都有误(1963年)。
潘天寿当时是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画展在杭州南山路222号浙江美院陈列馆举办,影响很大,在校的师生都参观了,可惜的是有部分师生下乡劳动锻炼,与此失之交臂,坐失良机。石鲁在大礼堂做过一次出色的讲演,反响很热烈。
11月16日下午省美协在浙江美院又召开了观摩座谈会,倪贻德主持会议,那次会议潘天寿院长因故未出席,所以石鲁等五六位西安同仁,事后又专门到荷花池头42号(后为景云村一号,现在的潘天寿纪念馆),潘天寿住处登门求教。潘老当时已看过画展,对他们的艺术成就评价很高。青年教师叶尚青在一旁做了书面记录,来访者中间有位女同志也做了笔录。
潘老说:“你们在新的道路上跑,成绩颇大,跑得好。从你们的展品中,可以看出都是从生活中来,勤于尝试,别创新格,确是直师造化的,不容易呀,值得我们浙江的画家学习。”潘老言及,从生活中来的“别创新格”。这种评价到底高在哪里?他以画史作了比较。
“我国历史上,在清代初年的四王等人,谨守传统,只讲法则他们不出去写生,也不观察大自然,只是闭门造车,结果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成就。解放前的国画家也是关起门作画,不重视写生,一味摹古,墨守成规最后,也就没有成就。但是,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涛等人就迥然不同,他们对人物、山水、花鸟、诗、书等,无不精通,真区厉害呀!”
又回到原来的主题,潘老说:“你们的画,不受古人束缚,不受传统局限,而是以造化为师,题材也是新的,都来自生活,结合自然并把传统的用笔用墨技法与生活结合,没有落四王、吴、恽的套子这是好的。
潘老不善客套,他继续说出了自己的新印象:“古代的西安是我国的文化中心,文艺很发达,在历史上贡献巨大。近代,沿海一带的文化艺术已蓬勃开展起来,比内地发展快一些。但是,看了你们的作品改变了我们的印象。目前北京、上海、杭州的国画创作,虽然有所发展,相比之下,总不如你们的活跃,呆一点,保守一点,而你们的作品显得很活跃,有新意,耐看。
你们的作品,在构图、取材,以及传统的用笔用墨等方面,都找到许多新规律,新技法。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前人积累了许多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为后代子孙创造财富提供条件,后人需要再创造再革新不能停留在老经验和旧框框上,不能严守规矩停止不前。你们的作品中运用了泼墨积墨、破墨、宿墨等技法得体自如,很成功。总的说来,你们的作品,有新的创造,笔墨新。立意也新,不落俗套,皆有新打意。
潘老是不是客气呢,因为潘老在教学检查时,对自己浙江美院的作品批评起来一向是很厉害的,不讲情面。
笔者征询叶尚青先生,他说:“潘老对石鲁等的作品的确是非常肯定的,说他们有新意,很是赞扬。后来石鲁再三要潘老提缺点,潘老才谈了关于学习传统的问题。“
原美院副院长赵宗藻教授也说:“西北的中国画面貌新,很不简单,气势大,笔墨新,当时的作品现在看也是好的,并不过时。中国画好,版画也好,石鲁的版画长处是里面有中国文化,石鲁是中国最最好的版画家。人们提到延安时期的版画家往往只提古元、彦涵,其实石鲁和力群的版画毫不逊色。
位幸拳老人的评述显然与潘老的见解有关,可以说代表了浙江老一辈艺术家的普遍看法。
三
潘天寿那次与他们谈了一大段关于学习传统的内容。
“你们一定要我提意见。如果我只是说你们好,那也不对。就吹毛求疵地说几句。一个大画家,容许有不足之处,大画家也不可能没有缺点的。我谈几点意见,仅供参考。”
“从你们现有作品来看,我感到对于传统的筋斗翻得不够,要多翻几次,才有更大的教益。石涛的传统功力很深,黄宾虹的功力也深湛。石涛是自强不息的,艺术与年俱进。中国古代画家,真正注重写生并能结合自然的不多,石涛的画结合自然,黄子久的画也是结合自然的,他们真正做到了源自大自然,又不受大自然的限制,因之艺术成就就很高,享有盛名。”
“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取景的方法不同,观察的方法也不同。西洋画对景写生时往往与照相机相似,是静的,不是动的,中国画的取景方法是动的,不是静的,要上面看,下面看,还要左面看右面看四面八方都要看。我们提倡“洋为中用’对西洋画的优点,我们应予吸收,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为中国画所用。国画家画富春江不受对象束缚,曲曲弯弯的大江,可以画得很直,也可以画得很短,造化在手,搜妙创奇,不管对象的千变万化,在画家的笔底下,江河山水是任凭作者随机应变的。故此,中国画的取景变化多,不受实景约束,来于真山真水,又高于真山真水。你们的画还是静的透视用得多,动的透视用得少。黄子久画《富春山居图》,采用动的透视,将实景经过艺术加工后,择要而成局,否则是无法画成长卷的。
“你们的用笔是灵活的,圆挺的,用色也是好的,但大多数的线运笔太快,草率了点,表示阳光的地方,用色火了点,不纯净,欠沉着石涛画大红大绿不火气,也不俗气,说明功力之深厚,技术之高超很了不起。你们也有仿黄宾虹法的,仿得也是好的。问题是用直线来表示树、房子多了些,用直线要注意转折关系,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不要妄生圭角,因为直线用多了,其转折关系就难以处理。所以, 古人很少这样画,应避免这样画或少画为好。"
"其他,也是吹毛求疵谈些意见,如题款问题。你们的题款位置尚可以,书法要下点功夫,题旧诗要对旧诗作深入探究。中国画的题款十分重要,到了清代,国画题款有相当高的成就,在东方的绘画中成为独特的民族形式。一张画只能给读者很短时间的欣赏,它不同于文学作品。题款是进一步阐明绘画主题的,也是补充画材和完整构图的一部分。 "
“石涛善题款,长短款结合,题画诗也做得很好,书体多变化,有隶楷、行、草等,题在画上很好看。吴昌硕先生也善题款,书法功力很深,款式、书法、绘画相得益彰,他的题款增加了构图的完整性八大山人善题穷款,款式得体,别具一格。”
西洋画的画题在标签上加以说明,他与中国画不一样。如米勒的《晚钟》倘若不题明画题,很难使人知道是晚上的祷告。西洋的歌剧只有歌唱,没有对话;话剧只有对话,没有歌唱。农民唱山歌是不管音乐节奏的,但颇有民间风味。中国的京剧把杂技也搬上舞台,有唱白、舞,还结合文学、绘画等。中国画也结合金石、书法、诗词,画中搭配的东西与做菜时放点葱、酱、酒糖醋或花椒一样,使人增加食欲,也感到画中的材料丰富多彩,耐人寻味。中国画是让画材来反映主题的,题款与印章只是辅助的画材。一张精品,题句和印章不好,会损害它的艺术效果,也减低它的艺术价值,这是因为题款和画材是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可以用文字来弥补画材的不足,乃是中国画的特点,我们不能忽视。扬州八怪个个能文善诗,也能题款,任伯年就欠缺这方面的功夫,文学根底浅些,书法功力也欠深,尽管他作画 功夫是好的。任何一种学问,肚子里有多少学识修养,反映在画中也就有多少学识修养,具有高深学问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品一定是出神入化的。你们的布局布得较满些,画材是丰富的,而对题款还未能充分利用。希望今后重视起来。”
“我的山水画没有下过深入细致的功夫,更谈不上基础了,我画山水很粗鲁,多是单层的,我走了简单的路子,没有从复杂的深入的道路上走过来。这是个缺陷。黄宾虹先生的山水基础着实好功夫深但是,也有人批评他是“画家的画’。画家和金石家的画,讲逸亚、古、清,承袭文人画一路演进过来,有书卷气,画家画有什么不好?黄宾虹的成就,不在于笔墨上渡越了前人,而在于构思布局上无-点落人常套。不拘泥古法,不依样画葫芦,他勤读书,具备诗词、书法篆刻、文学等多方面的渊博修养。在这点上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我们如果能在金石、书法、诗词、文学等方面下过扎实功夫,并能用于画上,对绘画将有极大帮助。历史上的画家,各种人才都有,有学识修养和绘画兼优的,也有只会画画的。四王的画功力很深,但是在其他方面的修养不行,如王石谷就缺少文学根底,画中有功夫,画外没有工夫。吴昌硕擅书画,又工金石、诗词,修养全面,其成就甚高;任伯年的画功力也很深,但欠缺其他方面修养。文人画有逸笔草草的缺点,然而,黄宾虹已跳出文人画的范畴,独树一帜,登峰造极。
中国画历来重视“画外求画,通外求通’,近来注意得少了。望你们也重视起来,我们与你们一起努力,大家互相学习。
我对你们的画还有一点意见,即风格不够多样,有点差不多,你们可学学扬州八怪的创作精神,他们人在一起,画风各异,各有千秋确实了不起。
我的东西也不行,我最苦恼的是创新没有创好,你们看怎么办?我现在给你们讲的,都是过时的论调,老头脑,也请你们多多批评。”
四
石鲁学画是15岁进入二哥冯建吴在成都办的“东方美展”学习中国画开始的,而二哥早年是上海昌明艺专学的画,潘天寿是他老师。从这层关系说,潘天寿把石鲁也是当做自己人来看待,所以这番谈话说得非常中肯、具体。
概括地说:1、要继续深入传统,中国画取景、观察方式是流动的与西画不同,传统不光是既有的笔墨形式,要与自然结合,石涛黄公望为楷模;2、要有画外功夫,多方面学识修养,强调题款的重要性,诗词、书法、篆刻均不能少,应师法石涛、吴昌硕、黄宾虹;3、注意用笔的关系,用色的火候,风格需多样等技法。
这些话现在看起来都是常理,潘天寿从正面讲道理,实际是指出存在的问题,对石鲁长安画派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今天来看,这似乎是潘天寿的一厢情愿。
那次习作展览石鲁的《转战陕北》大画,据说没有来杭展出。从石鲁这方面看,他老早改名就是尊石涛和鲁迅的意思,传统的重要性他也知道。但是石鲁的取舍是有侧重的,他更在于自我,他的讲演强调“我有我法,方为真法,新法也。”。强调的是生活激情、恋情,石鲁那时完成了名作《转战陕北》,作品以恢弘的气势和豪迈的诗情取胜并成功地将山水与人物结合,画面上山水大于人物,但人物作为画眼依然是亮点,整幅画面很“活”。他的山水是当人物来画的,充满人情味。因为传统皱法中没有表现西北黄土高原的皱法,他通过实地考察和实情体会,创造出表现西北雄伟气势独有的技法,被称为“黄土高原皱”的新方法很好地表现了西北黄土的断层,大片的赤色也相当精彩。其时“悬崖绝壁,走投无路”的政治性指责,以及“野、怪、乱黑”的风评也尚未刮来。
要是潘天寿这番话出于别人之口,也许石鲁不一定买账,石鲁对潘先生很信任,这还基于潘天寿有自己富有说服力的作品。石鲁在日前的座谈会上就曾经说过:“潘老的作品,大处是空,小处灵巧、生动他从四处找东西,使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不是一回事。潘老的作品风格也很豪放的。”潘老的作品让石鲁体会到豪放也可以“粗中有细”如何“细”潘老的经验是到传统中去翻筋斗,深入传统,书法、金石、诗词都有用处,而且不光是技法,包括艺术精神在内。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资料能更明确地佐证此次谈话对石鲁有没有触动。但此后1963年他整理的《学画录》学习传统的分量明显增加了,再后来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他用“伸向”不用“深入”,我觉得用字也许是讲究的。)而且在创作方面至文革前的六七年中,渐渐摆脱了纯主题画命题创作的束缚,政治歌颂感强烈的作品少了开始注重笔情墨趣和审美形式感方面的艺术性追求。以至于到文革后复出的作品,更带有文人画主观表现性倾向比徐渭走得更远,书法的张扬也推到极致,他的艺术张扬个性具有突破性,发展了中国画传统,而不能简单地用“背弃”二字言之。为此我不太同意有的专家的断语,认为石鲁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他敢于藐视中国画的传统规范和技法。我觉得称石鲁尊重传统,努力为传统添砖加瓦而奋不顾身也许更加恰当一些。
石鲁的原创性是有他文化的根的,虽不受传统束缚,但“创新”本来就是传统的题中之义,与传统相连,是活的传统,对当代水墨画创作的启发作用自然毋庸置疑。
另外,当代水墨画缺的不是大胆突破,不宜拿石鲁的成功当作挡箭牌,以为半癫狂是艺术家追求的状态,那就误解了。民族绘画应该是在限制中发展,有难度的创作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所谓“戴着镣铐跳舞”,说的就是艺术应该是有难度的,民族绘画自身的特点不能轻易丢掉。如果跟随西方当代,以为可以不分画种为所欲为,无疑是丢了金饭碗捡个不锈钢饭碗而已,饭是照样有吃,感觉可是不一样的。当代中国绘画恰恰是优秀文人画的精英性缺席。
对于石鲁晚年精神性癫狂时好时坏情况下所创作的东西,我觉得发自内心真诚的精神意义值得肯定,但市场因人而异的爱好,也不免使得作品的艺术性变得难以有统一的标准,尤其是金融左右艺术的局面来临。
现在艺术界非常宽松,即使有人想抢起大棒打压,也难得几多粉丝。此时重读潘天寿强调学习传统的讲话,我觉得有现实意义 。 绘画界称“当代水墨画”而不敢堂堂正正冠之以“当代中国画,似乎水墨画的称谓发挥的天地大了,但我个人觉得这是避重求轻自我降格以求。水墨画、彩墨画,或者说水彩画,其范围似乎大了但中国画原有的精品意识其实是取消了,文人画的精神含量和艺术成就举世公认岂能放弃,当代中国的画家应该理直气壮沿用中国画的称谓,《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该是当务之急。画家们要知难而上,不要躲躲闪闪。
2016年7月于杭州颐寿斋
本文作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秘书长、潘天寿纪念馆原馆长